梦工坊咖啡吧位于上海浦东成山路，成立于2017年。在咖啡馆内，有着一块小黑板，上面记录着自开业以来，到店顾客的总数。经常光顾的顾客都清楚这家咖啡吧的特殊之处——从咖啡师到收银员都由心智障碍人士担任。

梦工坊咖啡吧的记录黑板（图源自起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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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前在浦东特殊学校上学。工作其实给了他们很大的变化，能够和人交流，胜任工作，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梦工坊咖啡的店长于女士经营着梦工坊咖啡吧，在平时，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她引导特殊伙伴们完成的。

就业对于残障人士来说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与社会接轨，意味着尊严，意味着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但残障就业在当下社会依然脆弱。

今年在浦东特殊学校毕业的40多名心智障碍者中，只有不到十位被合作企业签约。其余的最终会回到家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走向社会。

特殊教育：被安排还是有选择？

教育常常影响着残障人士的就业选择和机会。有着不同情况的残障人士，常常拥有不同的境遇。

晓斌，蓝睛灵公益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在大约小学六年级时逐渐失去视力。曾就读于普通全日制小学的他，在1998年初中升学时进入了一所盲人特殊学校学习。

“这些盲校的课程一般会比普通学校的要慢很多，我还记得初一我刚进入盲校的时候，英语还在学六年级的内容。所以我那时候成绩老好了。”

对于晓斌来说，特殊学校与普通学校的根本区别，在于学校为学生安排的不同人生路径与选择上。

晓斌在上高二时，上海市盲校才明确收到通知视障者可以参加上海高校的普通高考。但是总体来说，可以报考的普通高校以及专业都非常少，一年一般只有一两所上海高校接收视障学生，开放的专业一般也只有2-3个。

松松是晓斌的同事，低视力。他说：“盲校的学习压力没有普通学校大，这样导致出社会了以后，大家面对同等的竞争压力时，能力的问题肯定是就摆在这里。”

大部分残障人士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会选择升入特殊职业高中去学习工作技能。当然也有像晓斌一样选择考入盲校文化高中学习的，“虽然困难，但是我想要有更多的选择。”

佳音现在在善淘慈善组织担任营造部副部长。在善淘，有超过40%的员工是残障人士。在与这些同事接触的过程中，她也了解到许多残障人士在教育上面临的困境：“像听力障碍一般情况好的话是读大学或者是本科之类的，他们一般来讲专业也会比较受限。可能是电脑设计摄影这一块的比较多一些，大家不倾向于让听障伙伴去跟别人做沟通交流的工作。”她表示这种限制也就把听障伙伴们隔开了。

“歧视”不来自恶意，而是漠视

松松在视力受损前在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和企业财务相关的工作。5年前视力严重受损，公司选择不再与他续约。

“视障人士的就业在整个残障人士就业中都是很困难的，选择也较少。在很多人看来，视障人士主要就是做一些推拿的工作”

松松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误会。“有一次我回家，走进小区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人叫我，是我们小区的保安。他看到我停下脚步后就让我帮他看看腰。他说：‘你早出晚归，难道不是干推拿的吗’。”

这样的误解也会延伸到许多刚刚遭遇意外的残障人士身上。“我的视力刚开始损失的时候，呆在家里把喜马拉雅听了个遍。我觉得除了推拿，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做其他工作了。”

与朋友出行的松松（图源自起向创新）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对于肢体障碍人士来说，客服是一个较为热门的选择。黄燕，7岁时因车祸脊髓损伤，现在主要做电商运营的工作。她所认识的一位老板朋友，就招了一些肢体障碍伙伴做居家客服。

“他们对于工作是满意的，而且很珍惜工作的机会。但因为疫情，这两年生意都不好。”黄燕展示了自己的担忧，“他今天早上还跟我说，他们公司可能要裁人了，但是至于裁谁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大可能是裁这些居家客服。”

对于企业来说，一个残障员工意味着更多的投入。对于成本的控制常常大于对于社会责任的考量。

晓斌曾经去参加过一次盲人协会组织的招聘会，其中给视障者提供的岗位只有3个，而且全都仅限于应聘低视力的视障者。“在应聘的时候 ，企业方由于不了解全盲的视障者，会担心你独立出行时的安全，觉得一定要有人接送，第二就是不知道全盲的视障者能完成什么工作。”

2008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强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和使用。企业需要招收一定比例的残障人士作为员工，若未达到标准，则需要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的企业由于没有合适的针对残障者的岗位，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选择了“假招工”，即招聘残障人士但并不需要上班工作，只提供最低工资，从而减免每年的残保金缴纳。

“很多残障人士就只拿着这个最低工资在家里面待着。他其实就是被挡在了工作机会的外面。很多肢体障碍的人就在家一直躺着，每天看着天花板。”缪红是黄燕的同事，也是蓝天畅行助残服务社的创始人之一，她在蓝天畅行助残服务社见到了许多轮友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假招工”的方式看似是为残障人士提供了便利，但实际上是堵死了残障人群社会融合的路，甚至还催生了中介行业。许多中介会在每个月抽取残障人士的工资作为介绍他们去企业“上班”的回报，有些甚至达到50%之多。即使残障人士往往在企业假招工中只能拿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就业的意义：从“悬崖边缘”到找到价值

在2017年创办蓝天畅行助残服务社之前，缪红一直在找寻人生的意义。

“我当时没学上，家里面也不富裕。以前我不想给家里带来负担，就在家里糊信封，10000个可以卖5块钱，我一天能糊5000个。”

“不想让家里人担心”是缪红最原始的动力。即使对于她来说，结婚是“委曲求全”的，她还是选择这样做。

“当时我爸妈就跟我说，你结婚有个人能够照顾你。不然我们走了以后你怎么办。所以我其实是为了完成人生的步骤而去完成的，是为了给父母带去希望。”

缪红在自己50岁的时候创办了蓝天畅行。她表示在和更多的轮友接触的过程中，能够分享自己的故事，给别人带来希望，也感受到了“被需要”。

“我被困在里面30年，到我37岁的时候，我才想通我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希望后面的人可以不要和我们一样。经济的独立才是人格的独立，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缪红通过正在修缮的人行道（图源自起向创新）

在中国8500万残障人士中，大多数是因后天意外或疾病而造成的残障。这对于他们来说，是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伤害。而就业为残障人士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而是自尊的重塑，和社会融合的机会。

“对于我来说，30岁之前和30岁之后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生。我在刚刚视力受损的时候，在家里待了两年多。当时我很痛苦，也很颓废。”松松在29岁时视力受损严重，他的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我不愁吃穿，但是过得没什么价值。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一次相亲，对方也是一个视障者，她很厉害，有很多经历，也在一个公司中工作。那时候是我就想，我不能就这样颓废地过下去。我要找一份工作，体现自己的价值。”

在随后的时间里，他参加了蓝睛灵的“百日计划”（助推视障者的活动），经历了从学员到优秀学员再到兼职的过程，现在他作为蓝睛灵组织里的全职人员，主要负责财务、项目执行及对外联络等相关工作。

“我现在非常开心，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可以去倡导无障碍。其实走出来的每个人，都经历过从沉默者到倡导者的过程。”

残障人士最主要的希望，还是能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被误解和被边缘化的位置中走出来。

“我们不希望同情心，而是同理心。我们更渴望的，是所有人可以平等的交流。而这也需要无障碍来实现。”

作者：许龙凯、叶珊宁、周泽学、郑宇城（根据拼音首字母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