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多热衷于追求以项目及其成果数量取胜的科研，但对具备高集中度、多学科团队集体攻关特征，以及学科突破价值的重大科研项目的关切度不高。”日前，在“2023镇江·长江教育论坛”上，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眭依凡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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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有组织科研’与教育研究的未来”。眭依凡指出，在“双一流”建设中，有必要强化有组织科研的治理体系建设，一流大学要自觉纳入国家战略框架，将其作为建设目标并付诸行动。

追“数量”忘了要“集中”

“我国教育虽然已经从‘跟跑’到了‘并跑’，但距离教育强国还有相当一段距离，需要继续努力。” 长江教育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在报告中提到。

高校有组织科研是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重要形式，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该话题因此成为教育界热议的话题。不少学者认为，有了世界一流大学才能与西方教育界平等对话。然而，国内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不显著成了一道迈向成功之路的门槛。

“原‘985工程’和原‘211工程’时期，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不突出的原因，可能是投入严重不足，高校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办学条件的改善。”眭依凡告诉《中国科学报》，“而‘双一流’时期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不显著，原因在于许多‘双一流’建设高校热衷于追求科研项目数量，缺乏高水平、真正有意义的有组织科研。”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也关注到这一问题。他发现，许多大学都看重校级项目以及院系课题项目的数量，高校中青年教师没有课题不行，教师想要获得“帽子”没有项目也不行。在这种氛围下，高校逐渐形成“有课题就有经费”的现象，“写本子”成了学术人员一项日常工作。

“然而，中外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均为有组织科研的结果。” 眭依凡举例说，我国的“两弹一星”、空间站技术就是有组织科研的结果。而美国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除纳粹德国外）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了10万多人、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此外，历时11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耗资255亿美元，在工程高峰时期，参加工程的有2万家企业、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科研机构，总人数超过30万人。

在中西方都很重视有组织科研的背景下，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发展却陷入窘境，眭依凡指出了破局的关键——大学的发展目标要重构。“目前的窘迫现状与‘双一流’高校建设目标设计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建设目标，就有什么样的建设行动。”

“有组织科研”不能“一以贯之”

在有了目标的前提下，如果高校全覆盖有组织科研就能完美化解困局吗？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陈廷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组织科研并不适用于所有目标指向的教育研究任务。”

“比如，教育研究的现状就是基于书本、经验、政策、事例谈观点的居多，依靠自己的兴趣与投入完全可以成为优秀学者，反而越是多人合作的研究成果越容易让人起疑。”陈廷柱告诉《中国科学报》。

一般而言，具有特定目标指向的教育研究任务在有组织科研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也更有成效与影响。比如应用性、持续性、数据性强的研究任务，组织团队依照分工协作的原则能更好地加以推进。与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则可能需要更审慎地对待有组织科研。

陈洪捷也提到，当下有组织科研实施的范围仍需考虑。

“比如，我们正在实施的科研项目制能增加科研经费的投入，让科研管理队伍更加专业化。然而，在指南和获批项目的引导下，选题会出现跟风和趋同的趋势。而且，科学研究都要符合项目制的原则，超出项目时间周期的科学研究基本不必考虑。这种科学研究的格式化、庸俗化、灌水化都严重影响了科研的自由程度。”

陈洪捷从自身经历出发，解读了项目化科研存在的弊端，并与有组织科研相类比。“有组织科研是好事，但与项目制一样，范围如何考虑？方式如何考虑？组织层次如何考虑？组织到什么程度？鉴于上述问题，有组织科研全覆盖的可能性还需要再讨论。”

如何才能在高校“落地生根”

在有组织科研的背景下，可以“跟从”却不能“盲从”，这给高校敲响了警钟。怎么做才能让有组织科研在高校“落地生根”，成为许多高校必须面对的话题。

“一流大学要自觉纳入国家战略框架，致力于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作出独属于自己的特殊贡献，将其作为建设目标并付诸行动。”眭依凡说。

陈廷柱对此深表赞同：“组织化教育研究需要与特定目标指向的研究任务相匹配，重视科研核心资源建设。”

同时，他也提出：“组织化教育研究的未来取决于学者群体的境界提升。为了职称而做项目、为了发表而写论文，均不利于推进有组织科研。”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进一步提出了更清晰的方案——要明确不同科研团队的目标责任，包括集体目标与个体目标，鼓励并引导科研团队在其领域进行创新，同时要切实增强深入落实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自觉性。

“甚至可以引入考核评价手段。根据完善的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等不同成果类型，形成符合科学规律的多元化分类评价机制，并将重点考核成果质量与考核结果、激励措施相匹配，以此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朱旭东说。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推动高质量发展阶段，而这是有组织科研的最终目的。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教育体系作出相应的调整。

“采取纵向打通、横向融合的方式，以及小切口、纵深式改革模式，以此破除高等教育发展的壁垒。”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赵婷婷总结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到了需要综合转型发展的阶段。摆脱路径依赖，探索创新发展路径，是未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