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阪到广岛，这段行程走得有些压抑。在甲午战争中，有千余位中国军人被俘后送到日本，他们当中有26人死在了日本。在大阪和广岛，我看到了其中10人的墓碑。

有人质疑昨天游记中的最后一段内容——日本能有几十块钱的旅馆？当然有。不止日本，我在欧美也遇到过，前提是旅游淡季和适宜的汇率。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不是价格，而是虽为廉价旅馆，设备却不差，卫生状况尤佳。这一点太值得咱们学习了。国内别说廉价旅馆，就连3星酒店的卫生状况，也有很差的。在咱们的概念中，高档酒店往往只是设备很高档，并不包括服务。5星级的硬件、3星级的服务、2星级的环境，比较常见。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昨天很晚才入住，今儿一大早又出门了。这就是住廉价旅馆的最佳理由。旅游主要分为观光与休闲，前者晚归早出，能洗澡，房间干净，床铺舒服即可；后者主要是泡酒店，颇为享受的4或5星级酒店显然更合适。就拿三亚来说，家庭旅馆虽然相对便宜，但终究不如那些拥有沙滩、泳池和花园的5星酒店。它俩之间的氛围差异，简直是天壤之别，住一次就能上瘾。

廉价旅馆大都没早餐，我把钥匙放回前台，直奔车站，车站距离旅馆不远，几分钟就走到了。一路走来的所到之处，轨道交通实在方便，似乎走到哪都能很快找到车站。难怪很早就听说日本人买汽车虽然只是3个月的收入，但多数人平时出门很少开车，原因之一是轨道交通的发达。

来到车站，看见有个麦当劳，进去要了份早餐，折合人民币12元。

随后乘车前往玉造——距JR玉造车站500米的地方，有个真田山陆军墓地，据媒体报道，2003年，我国留学生杨海嘉在这里发现了中国军人的墓碑——JR玉造车站门前的路叫长堀通，沿着它往西走100米，是地铁玉造站的4号出口。

继续走300米，在一个巷子口左转进入，100米后迎面有个上坡，坡上就是陆军墓地。

墓地建于1869年，有5000多个穴，其中，军官155个，士官401个，士兵3172个，军夫934个，此外，还有数百个无法辨认字迹的破损墓。除了军官，绝大多数墓，都是不到1米高的石碑，四方柱碑身，尖顶造型，碑上3面刻字，正面是姓名，侧面是出生地、死亡时间与地点。

进入墓地左手边的第一个区域，是军夫安葬地，也就是下图中的A区。

军夫是日本部队中的后勤人员，不属于正式士兵，他们是每逢军队上战场前临时招募的，收入比士兵高，随军出国作战的军夫，每天50-70钱，而同期日本国内纺织女工，每日薪水只有8.4钱，即使是收入较高的建筑工，每日也不过27钱。在日军一个师团中，军夫占编制总数的26.7%，但他们的伤亡非常大，且通常不会出现在阵亡统计数字中。据说军夫来源复杂，良莠不齐，既没有军人的素质，也没有军人的纪律，时常打架斗殴、偷抢财物、骚扰女性、战场溃逃。然而，就在这片军夫墓地中，在靠近松树与小庙的地方，有6位中国军人的墓——他们是在甲午战争中被俘的，死在大阪，安葬在这里。

甲午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军人，有276位送到大阪，9位客死他乡，其中6人的墓碑保存至今，墓碑上的文字如下。

甲午战争发生在1894年（明治27年），6位中国军人中，第一个死去是刘汉中，日期是这一年的11月9日，23岁，是个军官，五品顶戴，他是6人中唯一记录着年龄的。

6人中最后一个去世的，是李金福，死于1895年7月16日，此时距两国交换战俘，还有1个月。

墓碑上，名字与所属国之间，原有“降卒”二字。二战后，身为战败国的日本将其凿掉，涂上水泥。

甲午战争是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告终的，随后两国交换战俘，第1次是1895年的8月17日，日本在天津的新城，向中国交还了976位战俘（按日本档案记录，减去死亡与逃亡之后，应为977人，不知何故少了1人），第二次是同年9月1日，在辽宁盛京甘泉铺，向中国交还了关在海城战俘营的598位战俘。

根据日本档案记载，大阪战俘营有276位中国战俘，9人死亡，1人逃亡（结局不详）。但此处只有6人的墓碑，还差3个，不知什么原因。事实上，在这6个墓碑中，有2个——西方诊与杨永宽的墓碑，是大正4年（1915年）被在乡军人会（据说是个退伍老兵组织）重建的，可能是由于这俩人的墓碑损毁过。

中国军人墓碑附近，还有被俘的德国军人墓碑，同样原有“降卒”二字。

两军交战，难免会有战俘，但在东方文化里，这是耻辱。所以，咱们把战俘称为俘虏，“虏”通常是贬义，有奴隶的含义。孙中山最早号召人们造反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民国建立后才改成“五族共和”——再蔑视北方少数民族，要驱除人家的话，长城以北的国土恐怕就没了。

虐待战俘、甚至以变态的手法杀死战俘，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日军占领旅顺后，曾有一场大屠杀，美国记者把目睹情景公之于众，引来西方的一片谴责。牛津大学一教授撰文：“披着文明外衣有着野兽筋骨的怪兽，旅顺虐杀行径暴露了日本人野蛮本性的真面目。如此自誉文明国的日本人，仍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文明进化。”

此时的日本，刚刚借助明治维新从愚昧走向文明，出了这等丑闻，自然惶惶不安。试图封锁新闻未果后，赶紧辩白：其一是因为中国军队虐杀日本战俘，激起前线将士愤慨，导致冲动。其二是旅顺陷落后，中国军人以便装藏于市井之中，日军很难分辨导致误杀。令人不解的是，在国际舆论声讨日本、同情中国时，中国却没有借此良机，作出一些反应。有人分析，也许是因为统治者的内心里，认为战胜者斩尽杀绝战败者是对的，因为他们自己就这么做过。

日本虽然在旅顺劣迹斑斑，但另一个事实是，它在开战前就已经加入了《日内瓦公约》，开战后对定居日本的中国人，下达了保护令，除旅顺之外的各个战场，俘获的1790名中国战俘，基本上都给予了人道主义待遇。此举使得随军的西方记者赞叹纷纷，在报道中对日军的文明大加表扬——包括那位第一个向世界揭露旅顺大屠杀的美国记者。

大阪陆军墓地中6位中国军人的墓碑被发现后，咱们的一些同胞颇为不解。事实上，还有一件事儿可能更加出乎人们的想象——在甲午战争中，看到中国军队没有医疗救护体制，在华的传教士、医生和船运人员，在山东、辽宁和天津，成立国际红十字会医院，无偿对中国伤者展开救护。旅居上海的各国领事、银行董事和传教士，自发成立募捐机构，筹集资金支持红十字医院的运转。至于中国军队自身设立医疗救护系统，是甲午战争结束后10年的事儿。

6位中国军人的墓碑前，都摆放着一枚人民币硬币，有一个还多了个港元硬币。此时天阴沉，有些牛毛细雨落下，很冷，我在墓地呆了1个小时，没见到第二个人出现，入口处有个管理员房屋，也锁着门。此时的心情，与天气很像。中国历史上有大把的内战，不提也罢，可在对外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不应受到这样的冷落。这些年，经济进步了，是好事，但观念也应进步，因为观念进步，才能融入世界，才会受到尊重与接受。

无论美国还是日本，二战后都花了很大工夫，纪念死去的将士。我曾在缅甸曼德勒看到，整整一座实皆山，到处都有日本人修建的慰灵塔、纪念碑，甚至包括纪念阵亡的军马。中国在缅甸阵亡了数以万计的军人，直到今天，没看到一座纪念碑——前几年在仁安羌建了一座，纪念的是“大捷”。

到大阪旅游的中国游客很多，我盼望，大家在心斋桥购物、在道顿堀吃喝之余，花上个把小时的时间，坐地铁到玉造，来这个陆军墓地，在同胞墓碑前，表示一下敬意。

满地落叶，丝丝细雨，一片萧瑟。把昨晚买的一瓶酒，倒在了6位同胞的墓前。

步行5分钟，回到玉造车站，乘车来到大阪站，转车继续南行。过神户站后，有个小站叫舞子，我在这儿下了车，做了短暂停留。距舞子车站没多远，是明石海峡大桥，将本州与四国连为一体。

桥下不远处，是孙中山纪念馆。这里原本是华侨吴锦堂先生的私人财产，叫移情阁，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居住。

其实，在神户还想看看中国领事馆的旧址，可惜时间不够，只能留给下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只要说到领事裁判权，就会想到西方列强欺负中国。实际上，咱们在韩国有过租界，在日本有过领事裁判权。那是在1871年，中日在天津签订条约，规定两国拥有在对方国家设立领事馆、管理自己国民的权利，也就是“治外法权”。不过，在当时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还是个一等国，遗憾的是，13年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修改了条约，中国在日本的特权就此终结。

乘火车继续往西，为缩短旅途时间，在西明石站换乘新干线，它的速度比较快，仅用10多分钟，就来到姬路。出站后，立即看见了正前方的姬路城——它在日本数以百计的古城当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甚至有人这样评论，在日本旅游，如果只打算看一座城堡的话，应该是它。

火车站距离姬路城只有1公里，遗憾的是，姬路城没有开门——日本有不少古迹在元旦前后几天是关门的。好在大门未关，外围的三之丸随意进入，只是核心部分：本丸闭门谢客。姬路城最漂亮的建筑是天守阁，站在三之丸看，就足够了，并不一定非得进去。就跟油画是的，远看更美。

回到火车站，乘车继续往前走了89公里，在冈山站下车，换乘吉备线列车，坐了4站，在一个叫吉备津的小站下车，出站后往左走200米，右转，再走400米，来到吉备津神社门前，左转，继续走400米，右手有个上坡的小路，走进去不远，是福田海本部。

从日文介绍看，这里似乎是个牛鼻子的坟，是祭祀牛的地方，但不是神社，继续往山上走，还有一座藤原成亲的墓，他是平安时代的一位大臣。我来这儿的目的，是因为这里保存着我国北洋水师的一个锚和一枚炮弹——锚是“镇远”舰的，炮弹是“平远”舰的。

在福田海本部院内中央位置，有座亭子，亭子后面一块巨石上，供奉着2尊造像和一个铁锚。铁锚原属“镇远”舰，甲午战争失败后，被运到了这里。

“镇远”舰与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舰，都属于装甲炮塔舰，它俩是北洋水师22艘战舰中最大的，“镇远”长91米，排水量7341吨，有305毫米火炮2门、152毫米火炮4门、机关炮10门、鱼雷管3具。日军进攻刘公岛，“定远”沉没，“镇远”被俘，编入日本联合舰队，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11年退役，1912年解体出售。至于“镇远”舰上的锚怎么会来到这个偏僻的小镇吉备津，有一种说法是日军进攻刘公岛时，“镇远”锚链被打断，坠落的铁锚由“西京丸”带回日本，“西京丸”的船长是本地人，于是将锚送到这儿供奉。

锚的下面，有一枚炮弹，它是“平远”舰在大东沟海战中，射向“西京丸”的，但没爆炸。“平远”舰也是一艘装甲炮舰，我国福州制造，全长60米，排水量2150吨，舰上有260毫米火炮1门，150毫米火炮2门，机关炮8门以及鱼雷管4具。甲午战争后，这条船的经历与“镇远”差不多。

凭吊北洋水师遗迹之后，原路返回，途经吉备津神社时，进去看了看。此地在古代是“吉备国”，因而保存了许多古迹。吉备津神社供奉的，是当时在这里掌权的一位将军。此外，《桃太郎》的原型，据说就是出于这里。

神社门前是犬养毅的题字，这是一位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日本首相，但被狂热的军人杀害。

回到冈山站，下一个目标是去广岛，距离160公里，50分钟就能到。此时已过正午，刚才在吉备津神社门前打算吃午饭，可看到吉备津到冈山的车要来，没吃成。想着待会儿在冈山站吃也一样。没想到，在冈山站换乘间隔只有3分钟，在面包店买了三明治和咖啡，又上车了。其实，日本无论普通火车，还是新干线（相当于咱们的高铁），车次特别多，一会儿一趟，跟咱的地铁有一拼。为了吃饭不坐这趟车，也不会耽误什么，吃完饭肯定又会有一趟车来。可我总是放不下，似乎有些强迫症，有车来就想上。

日本人口密度比咱们大很多，汽车售价与人们的收入相比，十分便宜，但很少见到严重拥堵，原因之一是轨道交通特别先进，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第一是车次多，一会儿一趟车，乘坐很方便，人们自然会减少开车的欲望。咱们这儿总说日本停车贵、汽油贵，所以人们不买车、少开车，这几天具体了解了一下，根本不是这样。所谓贵，是以咱们的收入衡量日本物价的结果，如果以日本人均收入计算，其实比咱们便宜。

第二是乘车便利。日本的火车站通常都很袖珍，即使是东京、大阪等车站，进出站的行走距离也没多长，而且换乘特别方便，经常是新干线、普通列车与地铁，在同一个屋檐下，上下楼梯就完成了换乘，想坐公交车或出租车，出门就是，想多走几步都不行。中国车站与之相反，体积庞大，进出站及换乘不太方便。有人说中国人多，所以火车站得弄大些。我很不理解这种说法。我认为，火车站的任务是能让旅客以最快速度和最便捷的方式完成上下车，而不是在此休息甚至过夜。

日本由四大主岛构成——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但对于日本还有个地方叫“中国地方”，事实上，从上一站的冈山开始，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地方”，这个地区包括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鸟取县和岛根县，共5个县。最西端的山口县里有个城市叫下关，咱们称为马关，李鸿章当年就是在那里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广岛也是个县，首府在广岛市市。

广岛市区靠着濑户内海，海的对面是四国。市区南边大约20分钟的车程是吴市，那里有军港，1942年日军进攻中途岛，舰队就是从那儿启航的，结果，4艘航空母舰全沉了，再也没能回到吴市，中途岛战役由此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事实上，中途岛战役与偷袭珍珠港只相隔6个月——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全凭实力说话，非常专注地把对方打趴下，直到服输为止，然后两国继续交往，继续做生意，继续合作。咱们似乎对这种做法不屑一顾，对外战争时常左顾右盼，内战时的狠劲儿一点儿都拿不出来，总是寄希望于友谊与情意，两国好就什么都好，要什么给什么，不考虑商业利益。

美国不一样，你敢不宣而战，敢卑鄙偷袭，我就一定复仇。珍珠港被炸4个月后，就把炸弹扔到了东京，虽然从直接成本看，这单生意是亏本儿的，但对外表现了勇气，对内鼓舞了士气。接下来的3年中，美国一步步逼近，直到把原子弹扔在日本，天皇才被迫宣布投降。

抵达广岛，首先去观看原子弹爆炸的地方——和平纪念公园。

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5分，美国轰炸机将一颗原子弹，投放在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地方，位于广岛县物产陈列馆上空约600米处，由于爆炸冲击波几乎呈垂直方向冲击这座建筑，使得它并未倒塌。

这座物产陈列馆由捷克建筑家设计，1915年竣工，因独特的绿色圆顶受到市民青睐。陈列馆的作用是当地物产展销以及有关工商业调查和咨询，也用于各种文化展览。后来变为商品陈列所，以图扩大业务。在二战中，业务萎缩，这里变成了政府机关办事处。

日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无论是广岛还是长崎，都在原子弹爆炸地修建了纪念场所。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除了那座残存的建筑，还有千羽鹤纪念碑、和平之火、和平之池、原爆慰灵碑以及纪念馆。广岛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纪念仪式，并邀请多个国家参加。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应该纪念逝者，但也应该看到，这悲剧是日本人自己造成的，如果不是野心膨胀、肆意侵略，也不至于招来此祸。

和平纪念公园北侧400米的地方，是广岛城。这一路看了近10座城堡，大同小异，基础布局似乎源于同一张图纸，但广岛的这座城堡还是应该去看看，因为它与咱们有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将传统军队改造成现代军队，以前的6个镇变成6个师团，广岛这个镇叫第5师团，师团司令部就在这座城堡里。

第5师团多次侵略中国——最早是甲午战争，它的2个联队侵入朝鲜，与我国军队在成欢打了一仗，我军指挥官叫聂士成，麾下部队的人数和炮火数量与日军相同，但打了不到1天便败下阵来，丢弃辎重，一路上靠洗劫百姓粮食，撤退到平壤，死伤500余人，丢弃大炮8门，日军死伤93人（其中战死39人）。这场战斗是日本现代陆军创建后的第一次实战，日军军官对获胜的评价是：仅仅是运气好。1个多月之后，第5师团与我军在平壤再次交锋，两军人员数量与火炮数量依旧持平，打了一天不分胜负，入夜后我军突然放弃城堡，丢弃所有辎重，将购自欧洲的全部重武器和部分轻武器拱手送给日军，无序后撤，死亡数量骤增。战后统计，我军死亡2000余人，日军死亡180人。观战的西方武官评论道：“尽管清军拥有洋式精良装备，但战术陈腐，将官与士兵缺乏军人应有的斗志。成欢和平壤之战一日即败，溃不成军，清军是一支不堪一击的军队。”

通过日本档案记载得知，平壤之战第5师团的任务是将中国军队驱逐，因为日军作战人数略少于我军，并无战胜把握，再加上补给线有问题，粮食、弹药数量有限，无法支撑持续作战。没想到，一夜之间，我军溃散千里，还留下了1个月的军粮，火炮35门，炮弹900发，步枪959支，子弹76万发，以及金砖43公斤、金锭53公斤、银锭540公斤。日军对此倍感意外，再加上此时日本海军在黄海战胜了北洋水师，夺得了制海权，第5师团由此信心大增，一股脑地追着清军，从丹东打进了我国领土。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天皇就住在广岛的这座城堡里，这里是甲午战争的日方大本营。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20天，第5师团再次从广岛出发，乘船来到天津，一部分前往北京，投入南口作战，再往后是一路往西，最终打到山西，损失最大的战斗发生在平型关，被林彪率领的18集团军115师，歼灭千余人。另一部分调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它的一个支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1938年，第5师团在山东作战，其中的台儿庄战役，是8年抗战中我军赢得第一次战役，第5师团战死1281人，受伤5478人。1939年，第5师团登陆广西，占领南宁，与当时我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第5军在南宁北边的昆仑关打了一仗，它的21旅团损失惨重，旅团长的墓地至今仍在昆仑关保存完好。在这儿之后，第5师团调往南洋，从此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了。有人说第5师团是钢军，特别厉害，事实上，它在1937年7月底来到中国，到了年底，主力11联队就阵亡616人，再把受伤的人算进去，对于一个3000人左右的联队来说，伤亡率已经相当高了。何况，平型关、台儿庄、昆仑关，都是日军的噩梦，巧合的是，这3次作战都有第5师团，不知“钢军”一词由何而来。

在广岛城内，还有座护国神社，据说最初建于1868年，也就是明治元年，供奉着9.2万个死者，包括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军人、原子弹爆炸遇难者，以及女子挺身队——这支队伍最初是为了支援前线，在后方做后勤工作，后来有一部分也上了战场，从事搬运、军妓（即臭名昭著的慰安妇）等工作。如此说来，它与东京九段坂的靖国神社差不多。

离开广岛城，坐有轨电车前往市区东部，在一个叫“比治山下”的车站下车，路边就是比治山，顺着公路往山顶走，大约走了20分钟，来到放射线研究所旁边的陆军墓地。

这里有3500个墓穴，包括甲午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北清事变）以及2次世界大战当中，阵亡的第5师团的军人以及外国战俘，包括4位中国军人。这个墓地的墓碑，按照所在部队或国家，分成若干单元，4位中国军人的墓碑组成一个单元，后面还立着个“慈恩塔”石碑。

在“慈恩塔”石碑前，是4位中国军人的墓碑，他们是：张文盛、徐万德、王殿清、郑贵。

天色已暗，只看出张文盛墓碑上刻着“盛军右营步兵，明治27年”。

根据日本档案记载，甲午战争中送到广岛陆军预备病院的中国战俘共8人，死亡3人，其余5人战后送还中国。可这里却有4个墓，不知是怎么回事。距离广岛最近的战俘营在松山，那里死了5位中国战俘，可松山在四国，与广岛之间还隔着海。

比治山陆军墓地还有第5师团第11联队的墓地，碑上记载，1937年，这支联队在华北被打死616人。

此时，太阳已经落山，站在墓地的一个突出部，可以看到整个广岛市区。本想搭乘晚上8点的火车前往下关，可连续看了2个墓地，心情沉重，不想再走了，在咖啡馆休息时，顺便上网寻住处，找到一家4410日元的，约合人民币240元，相当于国内的3星级，今晚就住在广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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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广岛，前往下关。路上，居然看到了杨贵妃隐居日本的地方，甚至还有她的墓。当然，最吸引我的，是甲午战争末期，李鸿章前来谈判的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