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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黎明》在人类文明和制度的演进方面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立论与正好一个世纪前的《西方的没落》遥相呼应。实际上，斯宾格勒走得更远，六十多万字的《西方的没落》被斯宾格勒概括为两个隐喻。

作者：邹刚

封图：东方IC

在前文“万物黎明前的大历史”中，研究对象类同的《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以下简称《万物黎明》）与《古代社会》的研究结论形成鲜明的对照，格雷伯和温格罗打破了摩尔根为代表的主流学术立场，认定人类可在较平等的民主和较专制的等级制度循环过渡，而不必走《古代社会》等经典固守的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到文明阶段的进化论道路。《万物黎明》在人类文明和制度的演进方面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立论与正好一个世纪前的《西方的没落》遥相呼应。实际上，斯宾格勒走得更远，六十多万字的《西方的没落》被斯宾格勒概括为两个隐喻。主流学者认为文明从低到高遍历黑暗、神权、民主和混乱时代是为构建古代-中古-近代三分框架，从而凸显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斯宾格勒第一个隐喻就是将这种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线性进化框架，定义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如同托勒密以地球为中心观天象感觉太阳围着地球转一样荒谬。

这么说是为了引出被斯宾格勒自称为历史领域哥白尼发现的“文化形态学”。《西方的没落》第一次将文化而不是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斯宾格勒不认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更优越的地位”。上述八种文化都是“动态存在的独立世界”，诸文化此消彼长，形成类似于地球围着太阳转的“日心说”非西方中心论世界历史。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的最高阶段即最后阶段就是文明。他的第二个隐喻就是将文化或文明拟人化，每一种文化逃脱不了从出生到成长，进而衰老死亡的宿命论结局。在过去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多年里，非西方文化依次沉沦了，西方文化在拿破仑时期已达到最高和最后的文明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败象，亦将步此后尘。

斯宾格勒撼动了主流史学家的西方中心论吗？至少《西方的没落》没有。如果说“地心说”主流史学家倾注西方文明的出生到辉煌，斯宾格勒的“日心说”则将西方文明的没落到衰亡渲染得轰轰烈烈。斯宾格勒挪开文明遍历黑暗、神权、民主和混乱时代的阶梯，代之为依次承载文化或文明的原始民族、文明民族、从文明顶峰开始没落的费拉（fellah）民族；古代-中古-近代三分框架变更成前文化-文化-文明时期三分结构。由于他的贡献，西方文明从生到死都成了世界大历史的中心。

将文化或文明比作有生命节律的有机物隐患更大。文化不可能在一代人成型，代代相传的文化或文明该如何以一个没有代际传承的生命节律来限定这些文明经历的诞生、成长和衰亡三个阶段？斯宾格勒试图将自己的理论看成黑格尔西方中心论历史哲学的对立面，然而将历史拟人化恰恰是黑格尔历史哲学著作中出现的唯一隐喻，他只是将黑格尔的少年、青年和老年换成出生、成长和衰亡。套进黑格尔的隐喻，文化或文明连同历史就摆不开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色彩。

当八大文明中的西方文明衰亡后，“日心说”隐喻中的历史如何撰写？法国俄裔黑格尔学者科耶夫解读下的黑格尔给出的答案是不用再写，历史终结了。福山解读下的黑格尔-科耶夫综合体还加上尼采的“末人”，演绎成《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西方文明最终会消亡在尼采的末人，斯宾格勒的费拉人、以及黑格尔-科耶夫-福山综合体的最后的人，殊途同归。

国内《西方的没落》第一份译本是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那个版本没有原著第一卷。斯宾格勒在第一卷中强调他的史学方法为文化形态学，文化形态学倚重于“观象”的直觉，而不是严谨的逻辑体系。斯宾格勒的两个隐喻对其蔑视逻辑思维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是灾难性的：地心论正是观象直觉导致的；日心论反而需要理解观象反直觉背后的推理和计算。有生命节律的有机体生生不息的背后并非生而复死，生物学家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指出，个体躯壳的存亡并不影响基因几十亿年的生存，在有生命节律的有机体背后是包括人类在内各种生物遗传密码基因的薪火相传。从基因角度，没有出生、成长和衰亡。

更进一步，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拿出一章的篇幅简述他定义的可传承文化的基因，他将这种新的复制基因定义为牛津大辞典中的新词条“觅母”（meme）。如同基因可破解人类遗传的密码，觅母将破解人类文化传承的密码。人类个体死后“可以遗留给后代的东西有两种：基因的觅母”。与基因自私的天性不同，传承文化的觅母可以是利他的。人类“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是作为觅母机器而被培养的”。对基因和觅母而言没有最后的人，人类作为基因与觅母复合体的载体，道金斯推断：“苏格拉底、达·芬奇、哥白尼、马可尼等人的觅母复合体在今天仍盛行于世，历久而弥坚”。

与《万物黎明》的作者不同，汤因比毫不掩饰《西方的没落》对他的影响。汤因比在《文化经受考验》中提到他怀疑《历史研究》的整个探讨“早已被斯宾格勒处理过了”。《历史研究》开篇就明确历史研究的单位是文明，而非国家或民族。将历史划分为黑暗时代、中世纪、现代和后现代是“走错了路”，划期导致“把希腊历史与西方历史等同于历史本身”。

然而在方法论上汤因比根本没采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替代观象玄学的是严谨的文明互动范式和他深厚的历史理论底蕴；替代民族或文明民族的是社会或文明社会。用社会替换民族标志着汤因比放弃了斯宾格勒经常被后人诟病的纳粹种族色彩。《历史研究》中人种与文明是多对多关系，汤因比分析至少有三到四个人种贡献了西方文明。

历史的“黎明”一词实际出自《历史研究》，汤因比认为从最早的文明至今“这段时间充其量不到六千年”。1915年三位人类学家的一项研究揭示：在历史的黎明前约有650个在萌发文明的原始社会，从文明在历史上破晓到现今共出现过21个文明社会。与《西方的没落》八大“独立世界”文明不同，《历史研究》中的21个文明社会只有埃及社会、苏美尔社会、米诺斯社会、中国社会、玛雅社会和安第斯社会属于孕育了各自文明的“原生家庭”。这六种原生文明是可以代际传承的，无论是同性、近亲或杂交方式孕育二代或三代文明，从文明破晓后不到六千年期间的“任何一个文明先后传承的次数最多只有三代”。汤因比明确《历史研究》的“21个社会可以在哲学上假定是共时与等值的”，因为“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比其他社会更为高明”，即各文明之间与人种一样，没有优劣之分。

《历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在对西方文明的追根溯源。附表一中显示，西方文明是诞生于公元1128-1526年的第三代文明，与它有强相关关系的希腊文明（公元前431-31年）是第二代文明，与希腊文明有弱相关关系的米诺斯文明才是原生文明。六个原生文明中只有公元前1750-1400年的米诺斯文明是应对海洋的挑战而生，“它的创造者是来自干旱的非洲沿岸的逃荒者”，这些逃荒者在爱琴海一些岛屿上找水源过程中定居下来，被亨廷顿声称专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西方文明的祖先并非来自欧洲！

汤因比明确否定了斯宾格勒的第二个隐喻。《历史研究》第四部“文明的衰落”中，斯宾格勒将文明社会拟人化被斥为“决定论者的解决方案”。摆脱斯宾格勒向死而生的决定论，汤因比研究西方文明的存亡有了较大的自由度。国内流行近九十万字的《历史研究》只是一位英国业余读者萨默维尔自告奋勇的节选本，节选中全书十三卷被缩成上下两册，没译成中文的原著篇幅在五倍以上，汤因比前后边写边发将近三十年。二战前后西方世界的变化或多或少影响着《历史研究》中西方文明的命运，不像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正好发表在西方文明面临挑战的两次大战之间。

在战后开始繁荣的上世纪中叶，汤因比发表了《历史研究》结论前的第十二卷，他再次将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斥为难以服人的“先验的答案”，寄望“西方文明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世界’的前景”。给出结论后，汤因比出版前又补上只有一章不到五页纸的第十三卷，他合卷惊叹《历史研究》考察的文明大多已经死亡，并且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每一个文明都有可能死亡，引导他撰写《历史研究》的动因就在探讨“这道‘死亡之门’究竟为何物呢”？《西方的没落》和《历史研究》问世后都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效果。《西方的没落》在那个年代就十万多册，名列畅销书傍首，《历史研究》取名平淡，篇幅浩繁，显然作者未打算凑这份热闹。但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昙花一现；汤因比文明的挑战与应战、没落、复兴以及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文明对峙范式影响了其后几代学者。

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杂志夏季号发出“文明的冲突”的疑问，在911事件前八年，他敏锐地观察到两大阵营冷战中意识形态对峙消失了，几大文明的对峙再次成为未来冲突的主战场。他认为美国有些人在国内主张多元文化，在国外推行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结果会是灾难性的。根据汤因比的文明冲突范式，美国对外应承认不同文明的价值多元化，对内应倡导西方文明的普适价值，这样才能在保持美国大熔炉的性质同时维护全球文明并存下的和平与安全。

与以归纳法研究大历史的实证方法不同，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各自定格一种理论，以演绎法推导出大历史，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更喜欢自己的作品被称为历史哲学。

最早从哲学上探寻大历史理论的当属康德，其历史哲学理论收集在何兆武1989年翻译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作为资深康德研究专家，卡西尔将自己研究《文集》著作的标题直接定为《康德的第四批判》。相较于第一批判理性，第二批判道德，第三批判美学，第四批判历史极富争议，但《文集》开启了从哲学上研究历史的先河是毫无争议的。在第四批判中，康德承继了三大批判的风格，以牛顿的自然法则和卢梭的天赋人权推演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开创了从哲学高度论述历史顶点的世界和平和永久和平，罗尔斯《万民法》和《正义论》的立论正是基于第四批判中第五篇“永久和平论”，哈贝马斯、赖特、福山等一批著名思想家均为第四批判中第一篇“康德普世史理论”的忠实拥趸。

最早直接受惠于四大批判的当然是黑格尔。对康德三大批判的批判划分了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继承与发展，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很难与康德第四批判的《文集》相提并论。其实黑格尔《历史哲学》只是一份他学生整理的讲课笔记，又译成《历史哲学演讲录》，正是在历史哲学课堂上，他阐述了历史从少年、青年到老年的通俗隐喻。马克思发现包括历史哲学在内的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在于《精神现象学》，而非《历史哲学》。恩格斯指出《精神现象学》至少是从人类思想的胚胎开始，人之为人是从“自我意识”的产生开始，虽然没有提到任何人名、地名和国名，《精神现象学》从精神胚胎成人后展开一幅包括从古希腊、罗马到法国大革命的宏伟画面，囊括了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立体化历史长卷。科耶夫从《精神现象学》中找到历史的起点并看出历史终结于1806年的拿破仑耶拿战役，他定义的“历史的终结”对应了《西方的没落》中西方文明没落的始点。

马克思1844年4到6月浏览了《精神现象学》，形成他自用的读书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就隐蔽在这份难以辨认的手稿中。笔者选取的大历史学者或多或少受到唯物史观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其中摩尔根不一定读过马克思，但恩格斯指出：“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至此，除马克思主义来源康德和黑格尔外，万物黎明前后所有大历史学者都自觉或非自觉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1844年那个夏天，马克思把黑格尔包括历史观在内的整个哲学倒置过来后，唯物史观仍在近三个世纪历史或大历史研究中发挥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

（作者系美洲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文章发表时删去注释及参考文献若干）

原标题：《万物黎明后的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