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干了八年，干出一个盛世

说起姚崇、宋璟这对名相CP，唐朝史官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新唐书》记载：“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资料图)

用流行的话说，姚崇是个善于应变的E人，宋璟是个性格内敛的I人。

在史书上，姚崇、宋璟经常和唐玄宗李隆基绑定在一起，二人辅佐唐玄宗，共同缔造了开元盛世。

实际上，早在唐玄宗的爸爸唐睿宗复位时，姚崇、宋璟就曾同朝为相，有过一次短暂合作。

当时，唐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气焰熏天，威胁皇权。性格迥异的姚崇、宋璟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点，即不畏权势、直言敢谏，他们密奏睿宗，请求命太平公主出居东都。

结果，姚崇、宋璟遭到太平公主的报复，一同被罢相，贬为地方刺史。

直到年轻的李隆基即位，姚崇、宋璟的仕途迎来转机，成就了一段明君贤臣的千古佳话。

唐玄宗画像。图源：网络

01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29岁的唐玄宗李隆基率领亲信发动“先天政变”，干掉了姑姑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自武则天以来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至此归于稳定。

这一年，唐玄宗改年号为“开元”。

开创新纪元，是新皇帝的雄心壮志。

在这场残酷的政变后，唐玄宗率领文臣武将到新丰（今陕西临潼）举行了盛大的阅兵，集结大军20万，以此树立权威。

此时，姚崇正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任上，作为地方官，他得到了唐玄宗召见。

当时，64岁的姚崇已经是五朝老臣了。

一个彪炳史册的盛世，从这次会面悄然开启。

姚崇画像。图源：网络

姚崇生在高官之家，本名姚元崇，开元年间为避讳改名为“姚崇”。

年少时，姚崇做过唐高宗长子李弘的“挽郎”，所谓挽郎，就是权贵出殡时负责牵引灵柩唱挽歌的少年。李弘英年早逝，其父母唐高宗和武则天以天子之礼将他下葬，而姚崇的父亲姚懿是唐高宗时期的重臣，小姚崇才有机会在这个国葬级别的仪式中露面，由此进入仕途。

姚崇以“开元名相”的头衔广为人知，但，姚崇的仕宦生涯大部分是在武则天时期，他先后担任宰相十多年，只有四年处于唐玄宗开元年间。

可以说，姚崇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人才。

武则天当政时，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用严刑峻法排除异己，导致很多大臣被判处谋反叛逆之罪，含冤而死。

周兴、来俊臣死后，武则天却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对大臣们大发感慨，说以前周兴、来俊臣审问大臣，很多人都犯了谋逆之罪，现在他俩死了，却再也没有人谋反了，这是咋回事啊？

群臣皆不敢言，只有姚崇站了出来，对武则天说：“这些年来，被告发谋反而家破人亡的大臣，都是因为遭受严刑拷打才被迫承认的。那些告发者为了功名利禄，无所不用其极，对无辜者的陷害，远甚于汉朝的党锢之祸。”

对于为何没人敢为犯人翻案，姚崇说道：“即便陛下派侍臣去重审，他们也不敢替别人翻案，因为害怕下一个被构陷的就是自己，故而没有一个人敢说实话；那些被陷害的大臣也不敢翻供，因为一旦翻供，又是一番刑讯逼供，只能承认自己有罪。这都是酷吏们制造的冤假错案。现在周兴、来俊臣已经被处死，我敢以一家老小百口人的性命做担保，内外官员没有人会谋反。”

姚崇的一番话，既体现了高超的情商，将武则天时期残害大臣的罪恶全部推给酷吏，让领导有个台阶下，也表现了他的担当，愿“以一门百口保内外官无复反者”。

于是，武则天更加重用姚崇，任命其为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神龙政变（705年）后，一代女皇武则天很快走到生命的终点。满朝大臣都在庆贺唐朝复辟，唯有姚崇痛哭流涕。

拥立唐中宗复位的张柬之曾得到姚崇的举荐，但他看到姚崇这副样子，不禁讽刺道：“今天是哭泣的日子吗？我看阁下要大祸临头了。”

姚崇却不忘旧主之恩，说：“我侍奉则天皇帝多年，现在突然辞别，由衷感到悲伤。昨日诸位诛杀凶逆（指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是臣子本来应该做的，岂敢言功；我为旧主悲泣，亦是臣子应有的节操。如果因此获罪，也是心甘情愿。”

姚崇也参与了神龙政变，却在之后表现出不忘旧主的忠心，这其实是一种政治智慧。

刚复辟的唐中宗对姚崇的行为很不爽，便将其贬出京城。此时，武氏的势力依然强盛，随时有反扑的可能。

不久后，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得到中宗和韦后的支持，对之前发动政变的功臣进行清算，立下大功的张柬之不得善终，姚崇却逃过一劫，之后被征召回朝，到唐睿宗时再度拜相。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此评价道，姚崇是“以一涕谢诸武而远引以出”。

姚崇是一个多谋善变的官员，在唐周交替之际的混乱局势中独善其身，又保全了名节。历经几十年宦海沉浮后，他将一身才学凝结成十条对策，献给唐玄宗李隆基。

02

先天二年（713年）大阅兵后，唐玄宗召见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君臣畅谈天下大事，聊得很嗨。

唐玄宗当面对姚崇说：“卿应该当宰相来辅佐朕。”

姚崇却没有欣然接受，他进京后，呈上著名的《十事要说》，说：“臣提出这十件事，请陛下参度是否可行，如果做不到，臣就请辞。”

姚崇的《十事要说》，即当时唐朝所面临的十大问题，以及对应提出的十条意见：

一、“垂拱以来，以峻法绳天下”，武则天以来，滥用严刑峻法治理天下，陛下能否施行仁政？

二、“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復之悔”，朝廷在边疆用兵遭遇失败，却始终不肯接受教训，陛下能否不再贪图边功？

三、“比来壬佞冒触宪纲，皆得以宠自解”，皇帝的宠臣触犯法律，往往凭借皇帝的宠信而逃脱制裁，陛下能否依法惩处宠臣？

四、“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陛下能否禁止宦官干政？

五、“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寖亦为之”，皇亲国戚、朝廷大臣、地方官员在赋税之外还搜刮民脂民膏献给皇帝，陛下能否拒绝大臣们的献媚？

六、“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陛下能否罢免担任要职的皇亲国戚，禁止公主过分参与政事？

七、“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陛下能否按照应有的礼节尊重大臣？

八、“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嘴，自是诤臣沮折”，这两位大臣因进谏获罪，言官从此不愿诤谏，陛下能否广开言路纳谏？

九、“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前朝大肆修建佛寺、道观，劳民伤财，陛下能否禁止大肆营建寺庙、道观？

十、“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这些是历史上外戚专权的教训，陛下能否避免外戚篡权乱政？

姚崇的《十事要说》列举了帝国出现的各种危机，更拽的是，他对唐玄宗放出狠话，这十条建议你要是有一条不采纳，就不要任命我当宰相了。

对此，唐玄宗斩钉截铁地说了四个字：“朕能行之。”

唐玄宗的新政以姚崇的《十事要说》为标志，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姚崇是个精明的政治家。

拜相后，他先试探唐玄宗的意图，每当有郎官需要任命时，就去询问唐玄宗的意见。

在唐玄宗看来，一般官员的升迁，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因此，每次姚崇来问他意见，唐玄宗就仰头看天，置若罔闻。

姚崇很尴尬，不知唐玄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满怀疑虑回到府中。

唐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看在眼里，就问皇帝：“陛下初理万机，宰相前来奏事，应当回答可否，怎么一言不发呢？”

唐玄宗淡定地说：“朕任命姚崇处理政事，大事自然应该共同商议；可像任命郎吏这类小事，也要一一来烦朕吗！”

高力士明白其中用意，便将此话告诉姚崇。姚崇听闻，恍然大悟，从此放心大胆施政，不再有所顾虑。

有学者认为，唐玄宗开元年间，为了推行新政，对唐朝的集体宰相制度进行了改革。唐初，三省六部权力制衡，将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执行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而到唐玄宗时期，虽然仍保留了2-3名宰相，但以其中一位为主，作为实质上的“首相”。

开元初年，姚崇被赋予特权，按照他提出的《十事要说》，使朝政焕然一新。

唐玄宗画像。图源：网络

03

唐玄宗即位之初，官僚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俸禄却年年增加，财政日渐拮据。

开元二年（714年），各地发生饥荒，国家财政雪上加霜。姚崇借此机会，上书请求裁减官吏，以缩减财政支出，缓解饥民问题。

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具体的做法为：废除员外、试、检校官，此类官员除非有战功或皇帝的特别任命，吏、兵二部不得放授；废除“斜封墨敕官”（一种非正式任命官员），铨选官员权归紫微（即中书省）、黄门（即门下省）二省及吏、兵二部；撤销、合并闲散司、监、署十余所，如此一来，“大革奸滥，十去其九”。

整顿吏治，是姚崇推行新政的重要举措。这也体现在他所写的《五诫》中（包括《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

在《五诫》中，姚崇认为从政人员应该有“正直”“明廉”“谨身”的赤子之心，要如冰壶一般，“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也要学习明镜，“内涵虚心，外分朗鉴，物不可以匿诈，体无得以逃形”，还要像秤一样，“不差毫厘，使锱铢不惑，轻重无疑，智不能矫，愚不能欺，存信去诈，以公灭私，无偏无党”，等等。

早年的唐玄宗深受姚崇吏治思想的影响。

开元四年（716年），有人举报，当年的铨选有人徇私舞弊，选出的县令都是滥竽充数之徒。

唐玄宗得知此事后，特意在宣政殿接受新官员谢恩时，考察这些即将到各地为官的新县令。

他问新县令们，有何治民方法，很多考生竟然答得不知所云，只有一个叫韦济的官员成绩优异，被任命为醴泉令，另外有二十多人勉强合格，改授他职，剩下四十五人不合格，都被遣散回乡。

此外，姚崇还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开元初年，连年发生蝗灾，这是饥荒的来源之一。

有些官员认为，蝗虫是天灾，非人力所及，只有请皇帝修养德行，方能消除灾祸。

还有的官员认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也就是说，不能杀生。

这些说法都很扯淡。

假如龙门石窟的大佛不是照着玄宗他奶奶雕凿的，真应该换这些圣母心的官员坐上去。

这一次，老姚崇依然力排众议，他说：“如今蝗虫遍布山东，河南、河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看它们把粮食吃光，就算不能全部除掉蝗虫，也好过养着它们形成灾害。”

开元三年（715年），唐玄宗采纳姚崇的建议，命各州县积极捕蝗。由于当时技术有限，无法消灭蝗虫，但好在及时治理，“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姚崇手书“藩篱”拓片。图源：网络

04

重回相位的姚崇已经年近七旬，却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在此期间，姚崇推荐另一名大臣卢怀慎为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开元元年改名，五年复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自己的助手。

与雷厉风行的姚崇相比，卢怀慎平时唯唯诺诺，很多大事都由姚崇定夺，时人称为“伴食宰相”。

卢怀慎为人老实，却与姚崇配合默契，一同维护了中枢机构的团结，这也有利于开元初年政策的推行，而且他是个清廉的好官，后来去世时家无余财，只有个老仆人卖身为奴，给他办丧事。

卢怀慎对姚崇惟命是从，可能也因为他亲眼见识了姚崇过人的执政能力。

姚崇有个儿子不幸早逝，为了给儿子办丧事，姚崇请了十多天假。

卢怀慎独自一人面对纷至沓来的政事，忙得天昏地暗，怎么都做不完，实在hold不住，只好去向唐玄宗请罪。

唐玄宗倒是个好老板，安慰老卢说：“朕把天下事托付给姚崇，你只需要坐镇即可。”

过了十几天，姚崇总算回来了。看着堆积如山的文件，姚崇没费多少工夫，全部解决。

老宰相不禁要叉会儿腰得瑟一下，他问一旁的紫微舍人（即中书舍人）齐浣：“我的才能，比管仲、晏婴如何？”管仲、晏婴，都是春秋战国时的名臣。

齐浣说：“管、晏之法，虽不能传诸后世，但在其执政时期能够一直保持。公所制法令则需随时更改，从这一点来看似乎不及二人，但不失为‘救时之相’。”

姚崇将笔投掷到一边，大喜道：“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这就是，姚崇“救时宰相”之称的由来。

姚崇为唐玄宗制定治国大纲，奠定了治世的基础，至此已完成他的政治使命。

尽管唐玄宗赋予宰相特权，使三省行政更为高效，但作为一代雄主，他一定不会让相权凌驾于皇权之上。

当唐玄宗发现姚崇已经实现他的价值后，君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姚崇主持朝政4年后，发生了两件事：

先是有人告发姚崇的两个儿子收受贿赂，豢养宾客，有图谋不轨的嫌疑；

接着又有人弹劾姚崇的亲信赵诲收受胡人贿赂，玄宗派人对赵诲进行审讯，判处死罪，由于姚崇尽力营救，才改为杖责一百，发配岭南。

姚崇明白，皇帝对自己的态度发生变化了，他一改平时的直率作风，变得惶恐不安。

齐浣看出上司的忧虑，暗示他该辞去相职，安度晚年。

开元四年（716年），在姚崇多次请辞之后，唐玄宗罢免其相位，改授开府仪同三司的散官。

此后，姚崇过上了退休生活，5年后寿终正寝，生前享尽荣华，死后追赠荣誉，谥号“文献”。

姚崇能在武则天、唐玄宗这样猜忌多疑的君主手下享尽荣宠，并全身而退，可见其过人的政治头脑，就连他的逝世，也颇有智者的风采。

开元年间，姚崇最大的政敌之一是张说，后者是李隆基为太子时的侍读，地位很高，也当过宰相，曾反对唐玄宗任命姚崇为相。

72岁的姚崇临终前，想要算计一下张说，就对儿子们说：“我去世后，你们去请张说来为我写碑文。张说平日与我不和，一定不会答应，但出于同僚关系，他必定会来家中吊唁，到那时，你们就把我平生收藏的古玩、珍宝摆出来。

张说最喜爱这些器物，倘若他看了不为所动，你们就要提防他报复，做好面对灭族之灾的准备；要是他左顾右盼，爱不释手，你们便把这些宝物送给他，请他为我撰写碑文，他很难拒绝。

等他把碑文写好后，你们即可呈送陛下过目，再迅速刻到石碑上。老张遇事没我这么机敏，几天后他觉得事情有问题，后悔为我写碑文，一定会来讨回，你们就跟他说碑文已经报请皇帝批准，他也就无计可施了。”

姚崇去世后，张说前来吊唁，姚崇的儿子们依计行事，张说的反应果然和姚崇预料的一样，他接受姚家的礼物，撰写了碑文，文中称颂姚崇的功绩。

几天后，张说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派人去向姚家要回碑文，说是要做修改。结果，姚崇的儿子回复道，已经上奏皇帝，碑都刻好了。

张说终于看出来这是姚崇的计谋，感慨道：“死姚崇犹能算计活张说，现在才知道我和姚崇相比还是差得远了。”

05

姚崇辞去宰相之职时，推荐了一个继任者，他便是宋璟。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如此评价姚崇让贤：“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宋璟比姚崇小13岁，喜欢犯颜直谏，早年怼过武则天、唐中宗、太平公主，因此多次被贬为地方官。

当唐玄宗派人前去征召时，宋璟正在广州都督任上。

唐玄宗派来迎接宋璟入京的宦官叫杨思勖。此人是唐玄宗的心腹，曾追随其发动政变，在开元年间地位一度超过高力士，一般的官员都拼命地想要巴结他。

然而，宋璟表现出了秉公任直的性格，一路上连正眼都没有看杨思勖几眼，也没说几句话，与皇帝的亲信宦官保持距离。

杨思勖感到很纳闷，可能觉得自己受到轻视，进京后找唐玄宗告状，可唐玄宗反而对宋璟刮目相看。

姚崇有一个“救时宰相”的名号，而宋璟在当时也有个外号，叫“有脚阳春”。意思是说，宋璟每到一个地方为官，都爱民恤物，受到朝野上下的赞美，说他如阳春一样温暖万物。

在广州期间，宋璟克己奉公，政绩出色，比如他见当地人以竹茅为屋，容易引发火灾，于是教人烧瓦建房，减少火灾的隐患。

宋璟入朝后，广州人为宋璟立碑，称颂他为官时的功德，以为宋璟会为此感到欣喜。

没想到，宋璟知道这事儿后，专门上书唐玄宗说：“立碑称颂是为了传德载功，臣治理广州的成绩还不足以立碑，广州人因为臣作了宰相，所以作过度溢美的言辞，徒然变成谄媚之词。陛下如果要厘正这种风气，请从臣开始。”

之后，宋璟亲自说服当地吏民，请他们砸毁了为自己立的碑。

不同于姚崇临机应变的风格，宋璟为官，更侧重于“守法持正”，即严格执法、坚持公正。

《资治通鉴》将姚崇、宋璟与贞观年间的“房谋杜断”并称，认为姚、宋二人志向节操不同，却先后为相，齐心协力辅佐唐玄宗开创盛世：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

唐玄宗同意让宋璟接替姚崇，正是看重他恪守法度的执政特点。

开元初年，姚崇善于应变，故能理顺天下事务，依据《十事要说》推行一系列措施。后继者宋璟只要按照其既定方针，坚持天下正道，就能让大唐帝国继续走在上升的道路上。

这可说是，唐朝版的“萧规曹随”。

宋璟画像。图源：网络

06

宋璟不仅延续了姚崇的政策，也把自己的正直作风带到了朝堂。

宋璟为相时知人善任，举荐的都是具有务实精神的官员，而且对阿谀奉承之辈深恶痛绝。

当时，有人向宋璟引荐了隐士范知睿，并转呈其文章《良宰论》。

宋璟为人“好学，工文辞”，他拿起范知睿的文章认真阅读，起初觉得其文理通顺，议论深刻，写得不错。

可是读到后半部分，宋璟发现文中有很多奉承的话，譬如范知睿吹捧宋璟，说他胜过古代的晏子、张良，以及太宗朝的魏征、房玄龄，说天下一片太平，都是宋璟的功劳。

看到这里，宋璟不禁皱起眉头，当即在上面写了一段批语：“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

这是说，范知睿以隐士自居，更应该直言相谏，不可溜须拍马，既然他文章作得好，就去参加科举考试，不该私自献文，以希望得到我的特殊任命。

为官正直的宋璟，提倡开明的政治风气。

作为唐玄宗信赖的宰相，宋璟却不愿独享君臣密议的权利，他上书提出几项改善措施：

恢复唐太宗贞观时期的开明制度，大臣奏事时，谏官和史官必须在场，以作记录，匡正过失；

各部门长官奏事，御史弹劾百官，应该公开其文，避免有小人进谗言，也表明皇帝虚心纳谏的态度。

唐玄宗对此表示同意，从此规定，除了特别的机密要事外，其余都按宋璟拟定的规章办事。

史书称赞宋璟，“风度凝远，人莫涯其量”，就连唐玄宗都佩服他刚毅正直的品格。

在一次宴会上，唐玄宗要将手中的金箸赐给宋璟。金箸，也就是金筷子，是皇家御用之物，一般不会轻易赏赐他人，这让宋璟感到惊讶，一时不知所措。

唐玄宗见宋璟迟迟不敢接受，就说：“我所赐之物，并非赐金于爱卿，而是赐箸于卿，以表彰你为人正直啊！”

宋璟影视形象。图源：电视剧照

帝王之言，虚实难辨。

唐玄宗任用宋璟为相时，赞赏其忠直，可等到宋璟罢相，却下了另一番定论，说：“彼卖直以取名耳。”

宋璟的宰相生涯，面临着与姚崇同样的问题。

作为姚崇政策的继任者和执行者，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过度集权的宰相，无论怎样谨慎，都摆脱不了皇帝的猜忌，更何况宋璟不会拍马屁，为人比较正派，难以亲近唐玄宗。

开元八年（720年），宋璟及其属下处理天下泛滥的“恶钱”（指民间流通的质料低劣的钱币），政策失当，遭到抨击。

为了平息舆论，居相位四年的宋璟引咎辞去相职。

此后，宋璟逐渐退居二线，以元老的身份得到唐玄宗的尊敬，每次他上书进言，唐玄宗都表示接受，将其“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

此次罢相的17年后，宋璟在洛阳的私宅中驾鹤西去，追赠太尉，谥号“文贞”。

开元初年，姚崇、宋璟先后为相执政，时间加起来不到8年，却让曾经政治动荡的大唐王朝，走向了通往巅峰之路。

唐玄宗也知道，盛世即将到来，早年虚心纳谏的他，逐渐变得好大喜功。

开元十一年（723年），姚崇昔日的政敌张说返回朝中，重归相位，被任命为中书令。

张说作为开元年间名臣，在政治上也有很多贡献，但他另一身份是执掌文坛三十年的“当朝师表，一代文宗”，显然不同于姚崇、宋璟等实干派。

唐玄宗重用文坛领袖张说，有招揽文人粉饰太平的嫌疑，被一些人认为是其执政理念的转变。

张说上台后不久，朝廷设立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请来徐坚、贺知章等文人雅士著书立说，歌颂君王，称赞盛世。

随后又由张说主持，在百官、贵戚及外邦使者的见证下，举行了封禅泰山仪式，以颂扬唐玄宗的功绩。

张说主政的另一个大胆举措，是在唐玄宗的同意下，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是三省长官会谈协商的办公地点，改为中书门下后，变成了正式的官署，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宰相集权由惯例成为制度。

如此，容易造成宰相独裁，君明臣贤，则开创盛世，反之，则滋生弊端。

唐玄宗时期宰相集权化的最终产物，一个是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接替为官清正的张九龄担任中书令的李林甫，他把持相位十几年，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另一个在杨贵妃得宠后跻身朝堂，身兼四十余职的杨国忠，他小人得志，才能平庸。

开元盛世，逐渐演变为天宝时期的重重危机。

中唐以后，有中兴之志的唐宪宗对开元盛世向往不已，曾经问大臣：“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

对此，大臣回答道，唐玄宗用姚崇、宋璟则理，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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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

[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